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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平:“滕杨方案”实施前后的经济考察(下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如何克服极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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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坚持对敌斗争中,各个根据地建设日程上,无一例外地摆着两件重大任务:生产和战斗。这是由当时的战争情况和民众的生活条件决定的。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特别是日军对抗日民众强盗式的“三光政策”的残酷蹂躏,给各个根据地的巩固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早在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了经济建设和财政建设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规定:“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提到“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进入1941年的极端苦难时期,毛泽东更是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为此先后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撰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他深刻阐明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严厉批评离开经济发展,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思想,忽视帮助民众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民众伸手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方针,提出了实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号召全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走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和“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要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具备一定的、充足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个物质基础中,最先决和最重要的,便是要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衣服和被褥,使广大民众和军队的基本吃饭穿衣问题得到最基本的解决。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共产党和八路军依托的山西抗日根据地都处于交通隔绝、经济落后的农村,日军的“三光政策”,更使当地雪上加霜。面对废墟瓦砾、家破人亡的普遍现状,“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1964)。在毛泽东这些指示、报告和讲话的指引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人民之急用、部队之急需,组织一切可组织的力量,积极投入开展农业生产的运动中。晋冀鲁豫边区的农业生产指导思想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使农林牧以及养殖业等多种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振兴农业中,以发展粮食和棉花生产为主。

  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发展生产事业、繁荣社会经济始终被作为整个解放区的根本大事来抓。正因为这样,才克服了1941~1943年的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敌后各根据地“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手动、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同时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同时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采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中共中央,1943)。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接着,他又根据陕甘宁边区群众合作社的组织类型,归纳出了四种不同的合作社形式:一是“变工队”“扎工队”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二是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三是运输合作社;四是手工业合作社。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要求各根据地“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同时还提出了实现“耕三余一”的口号。

  在这些文件与讲话的指示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党、全军、全民总动员,在已有的基础上,把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大生产运动。在农业生产方面,虽然1945年是边区旱、涝、风、雹、虫灾比较严重的一年,但各地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开展取得丰硕成果。1944年,全区互助组和变工队已发展到2万多个,参加劳力达14万余人。1945年,互助组又增至23000个,参加劳力扩大至219000人,占劳力总数的20%。变工互助组的普遍性在武乡、榆社、黎城三个县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武乡县,1944年组织起来的劳力占总人口的10.4%,到1945年上升至24%。在榆社县,1944年组织起来的劳力占总人口的16%,到1945年增至28%。在黎城县,所有村庄都程度不等地组织起来,1944年组织起来的劳力占总人口的25%,到1945年增至50%。其具体情形可分为三类:80%以上的劳力参加互助的村庄有45%;50%~80%的劳力参加互助的村庄有35%;35%~50%的劳力参加互助的村庄有20%。

  1944年,全区已有1100多个合作社,社员达22万人。到1945年,合作社数量增加虽不多,但社员扩大至25万人,股金达到3400多万元。完全可以说,“组织起来”的运动已经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组织起来”的政策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了。

  1944年,全区军民共开荒33万亩,增加细粮2400万斤。水利事业亦有进一步发展。全区新修水渠14条,增加水地13000亩。耕地面积的扩大,水利事业的发展,加上精耕细作、增施肥料,推广优种,全区农业夺得抗战以来第一个大丰收年,夏秋两季共产粮食达12.3亿斤,是抗战以来收获最多的年份。棉花生产也创抗战以来最高纪录,据24个县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150万斤。其他经济作物如大麻、核桃、花椒、柿子、果类等均获得了好收成。1945年的农业生产的成绩,是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与自然灾害斗争取得的。“总起来看,1945年生产运动,是有很大成绩的。”

  太岳区的大生产运动

  在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中,太岳区成绩显著。1944年上半年,全区建立劳动互助组4922个,全年达到9000个,入组劳动力计有6万余人。其中一专区腹心地区的五个县,组织起来的劳力达41195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2%;二专区组织起来的劳力有14208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8%。到1945年,全区劳动互助组又增至12000个,入组劳动力扩大到158517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0%。仅安泽、屯留、赵城、平遥、沁县、沁源六县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就有1541个,参加人数达10183人(《新华日报》�z太岳版�{,1945)。合作社也有一定的发展。1944年全区共有合作社342个,1945年发展为493个,并且涌现出不少模范合作社。阳城县东冶合作社是以手工业为基本业务的混合合作社,经营煤窑、磺窑、缸窑、医药、消费、纺织、运输和铁炉、油坊、木厂、信贷等多种业务,共有社员406人,从1943年冬至1945年9月,共分红利71.99万元。绵上县琵琶园合作社从1945年4月至12月共分红3次,第一次每人25公斤食盐,第二次每人10公尺棉布,第三次每人450元现金。从10位劳动英雄创办的10个合作社看,拥有社员4209人,占总人口的48%,股金达2507620元,全年红利2229300元,人均529.65元。

  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全区机关、群众共开荒24.6万余亩(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3),超过原计划86497亩。旱地变水田13240亩,超过原计划一半以上。植棉13万亩,超过原计划3万亩,生产棉花400万斤左右。其中,一专区扩大耕地面积162127亩,增产粮食72000石;二专区开生荒22800余亩,消灭熟荒5560余亩,熟地增产粮食22068石。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家庭副业的发展。1944年全区共养鸡4.3万只,养猪共1795头(据9个县的统计),养羊共10.8万只(据10个县的统计),养蜂共890箱(据9个县的统计)。全区纺织妇女达到7万多人,所产布匹及其他纺织品已做到自给。恢复纸池50个,日产纸64800张,自给亦无问题。煤烟洞业发展迅速,只绵上县,在春季就有烧松烟煤子168洞,可产煤子25万斤至30万斤。从全区看,士敏县的成绩尤其突出。全县扩大耕地面积15918.4亩,超过规定指标6倍,每亩收成以0.6石计,增产粮食达9150石。全县夏季收获粮食47108.35石,秋季收获粮食155428.25石,全年总计生产粮食202536.6石,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61石。二、五、六等3个区试种棉花获得成功,总计植棉882亩,生产棉花8766斤,每亩平均10斤。全县开渠56条,加上水井灌溉,旱地变水田达5340亩。仅三、四、五、六等4个区,植树达17359株。副业生产亦收获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养牛数量达到6063头、驴1729头、羊15614只、蜜蜂345箱、蚕18930席。全县纺织妇女发展到3690人,全年总收入达6252032元。

  为了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太岳区于1945年1月1日至23日召开了群英大会,选出杀敌英雄32名、劳动英雄52名,模范工作者13名。群英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1945年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

  部队和机关的大生产运动

  各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同样进一步掀起生产节约运动的热潮,并且成为整个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4月1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制定并颁布了“滕杨方案”,提倡生产节约,奖励生产节约。规定凡年完成3个月粮食生产者,其劳动所得以二八分成,公家收80%,其余20%作为单位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从事手工业生产者,其劳动所得,除交足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费用外,剩余以三七分成,70%归个人,30%交伙食单位;在规定数额内节约之办公用品,折价以二八分成,公家得80%,归个人20%;允许和提倡私人积蓄。由于“滕杨方案”公私兼顾,妥善处理了生产与分配、节约与奖励、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大生产运动。

  太行区提出1944年要做到“自给三个月粮食和全部蔬菜”的任务与目标。到年底,全区部队开荒88172.43亩,生产粮食512万斤,生产山药、蔬菜1266万斤,顺利完成了任务。部队除本身劳动生产外,还帮助群众生产,计耕、锄、收割庄稼42900亩,其他帮工达5万余个,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军爱民,民拥军”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同时因蝗灾严重,自军分区司令员以下的干部战士,还积极投入打蝗斗争中,共计参加70806人,打蝗145214斤。在节约救灾方面,也取得了折合小米达1414000多斤的显著成绩。在生活上,从1944年9月起,每周保证吃到两顿白面,每人每日的食油、食盐,由原来的3钱增加到5钱和7钱,每人每月平均吃肉达到二斤多。另外,还给每人发了毛巾和肥皂。

  纺织运动与妇女解放

  “山西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按时间和规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0年至1943年为第一阶段,1944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第二阶段。”(刘晓丽,2005)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妇运指导方针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决定》明确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进入1944年之后,随着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到来,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妇女纺织运动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纺织妇女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1944年,太行、太岳、晋西北三个区,纺织妇女人数达到47万余人,1945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纺织妇女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太行区,太行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据地之一,但原本并无多少纺织基础。运动开展以后,1943年上半年全区19个县共有纺织妇女64970人,每县平均3419人;到1944年12月,全区6个老区33个县纺织妇女达到186948人,每县平均5665人。如果再把新解放的七分区4万人计算在内,则有227000人,在太岳区,1944年6月,全区纺织妇女有7万余人,到年底增加至18万人,至1946年初更扩大为40万人。其中沁源县发展最为典型。沁源虽是太岳区中经济较为贫穷落后的县,各项工作却发展得很好,是“抗日模范县”,纺织运动在沁源一经推广,立刻得到了热烈响应。在纺织运动开展的第一年的1943年,全县走上纺织战线的妇女即达2000人以上。到1945年,纺织妇女猛增至8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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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妇女纺织运动还具有相当的群众性与广泛性。1944年,太行区武乡县妇女劳力有3万人,纺织妇女就有28000人,纺织妇女占妇女劳力的93.3%(《武乡县志》,1986)。其中,下寨村妇女167人全部参加了纺织组。其余各区也是如此,太岳区沁源县妇女劳动力总数1万人,纺织妇女为8000人,占总数的80%;

  纺织工具数量增加、品种改进,纺织技术提高。当时各根据地基本的纺织工具为旧式手摇纺花车和手穿梭织布机,数量随纺织妇女队伍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增加。在太行区,据1945年黎城、平顺、左权、昔阳、榆社、陵川等6县统计,共有纺车49897架,平均每12个纺织妇女占有10架;织机7072部,平均每13个纺织妇女占有5部。其中,陵川县的平均占有量最大,每个纺织妇女已有纺车1架,每11个纺织妇女已有织机10部。到1946年,6个县的纺车又增至85960架,平均11个纺织妇女占有10架;织机发展到11667部,平均每10个纺织妇女占有4部。太行区武乡县东关村新华纺织厂设计出宽面织布机,县工联社造出钢针后,效率提高了1~2倍,每天纺线由原来的5~6两增加到一斤,最多可达一斤半。1944年3月,下寨村一个月时间纺织了367斤11两布、330斤土线。各区还积极开办了各种培训班,指导纺织工作,提高纺织技术。晋绥边区政府在临北、兴县、神府等地开办了县、区、村各级纺织训练班。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纺织指导所,太行区武乡县东沟道场村举办了新式手拉梭织布技术培训班,全面推广新机织布,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新式工具和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给纺织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纺织生产的发展。

  妇女纺织运动解决了根据地一千多万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为巩固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学者统计,抗战前夕,山西近代工业的全部设备,纺锭不过82000支,电力织机仅有1500部,而以每年每人需要两丈土布计算,1000万人口就需土布2000万丈,实际需要纺锭88000余支,电力织机4450部,当时的纺织工业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张国祥,1992)。而开展妇女纺织运动之后,最终实现了穿衣自给。在太行区,1944年全区产布200余万斤,人均不足半斤,但到1946年,全区产布量增至1200万斤,人均达到2.4斤,基本上做到了穿衣自给。在太岳区,1946年产布量也达到412万匹,每人平均1.4匹,亦做到了自给有余。

  妇女纺织运动的开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开展纺织的家庭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活,太行武安四区妇女从1943年至1944年,因参加纺织获得的收入共1359362.5元,平均每个妇女收入3771元,最多的收入10000元,最少的也收入700元。收入的增加,不仅使许多妇女穿上了新衣,戴上了新首饰,而且可为家庭置办田产,如太行区五分区模范纺娘王不四、王堂英趁灾荒地价贱,分别买进了4亩、12亩地。经济收入的增加也促使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妇女因经济不能自立而经常挨打受气,纺织运动使家庭矛盾缓和,离婚率下降,妇女纺织,男人帮助烧火做饭、推碾等现象比较普遍。“过去男人养活女人,如今女人倒养活起男人来了”。

  妇女纺织运动的开展,还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自开展纺织运动后,妇女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的提高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增多,社会地位也明显提高。她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成了纺织英雄,有的加入了党组织,有的当选为妇联或其他部门干部,有的还成为村长。“中国妇女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已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快乐、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这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杰克・贝尔登,1980)这种改变,正是植根于妇女的经济独立。可以说,纺织运动最广泛地发动了根据地妇女,根据地妇女也因纺织运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945年,部队进一步贯彻实施“滕杨方案”,不仅新开垦了一大批荒地,增产了粮食、蔬菜,发展了猪、羊、鸡等养畜业,同时还开办了煤窑、铁业、木业、酿造、纺织、编织、烧石灰、制油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扩大了收入的门路和来源。生产硕果累累,节约成效显著,既改善了集体生活,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使个人有了积蓄,开始宽裕起来。仅1944年,在全区部队中,有个人积蓄者就达9411名,积蓄总额为1673480元之多。

  在太岳区,1944年2月16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在安泽县桑曲村召开了500余名党政军民机关干部和战士参加的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指出生产工作是坚持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条件,是关系到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军民生活、巩固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强调干部要克服轻视劳动的旧观念,树立热爱劳动的新思想。3月20日,区党委代理书记聂真又在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做了《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的报告,强调要把生产和战争结合起来,一面生产,一面战斗。

  自给自足经济的形成

  丰硕的生产成果,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大大改善。1944年,在全区的部队和机关中,已经达到每人每日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多菜,和每人每月一斤半肉的标准。吃不饱饭的现象没有了,干部和战士的牙刷、牙粉、肥皂、毛巾等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基本得到保障了。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增强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的劳动观念、群众观念,同时也积累了家务收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仅从部队看,每人每日已达食油五钱、蔬菜一斤至一斤半,每人每月吃肉近三斤,生产最好的连队已达三斤以上。而且克服了山西各根据地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改善了军民生产生活,基本上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初衷和要求。毛泽东特地把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称之为是“整个的革命链条”的关键的“两个环子”。他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82、886、925页。

  2.《新华日报》(太岳版),1945年7月27日、6月22日。

  3.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4.刘晓丽:《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

  5.《武乡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0―511页、第514页。

  7.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93页。

  作者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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